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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余论（第1页）

四、余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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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学者所指出的，中国正史背后实际是由一套“皇帝制度叙述”

②来支撑，这种叙述的主线与核心是皇帝，加上传纪以人为线索的叙事方式，其他机构与职位则被虚化与片断化，由此勾画出的史像呈现了部分历史事实，同时亦遮蔽了不少事实，不免会与实际的历史过程产生偏差与错位，丞相及其作用由此被排挤到边缘。

劳翰先生数十年前提出的“君相委托制”

颇有眼光，受到此说的启示，结合不断出土的新资料，让我们有机会校正传世史像。

通过并置与对照不同来源的史料，重审过去，反观史书，重新接近历史现场中的丞相及其与皇帝的关系。

经过此番审视，可以发现西汉时期，即便武帝以后，丞相依然是朝政的核心。

无论是丞相府的规模与尚书人员的对比，还是诏书的颁下渠道，以及丞相本人亦可对郡国下发文书，丞相还可从皇帝颁下的诏书中整理出“丞相板诏令”

作为日常行政的依据，丞相府派出的丞相史更是活跃在边郡的不同场合，均从不同侧面显示了丞相在王朝统治中的枢纽作用。

皇帝管理郡国，除了任命守相，平时依然需要经过丞相的过滤。

可以说，劳翰概括的君相委托制，武帝以后依然没有多少变化。

武帝元封五年设立的刺史，可以说是针对丞相管辖的郡国的监督，刺史年底回京奏事的直接对象是尚书，亦不时会受到皇帝的召见，而奏事亦需提交给御史中丞，来考核刺史工作的高下。

相互牵制的设计，使得刺史成为皇帝监督丞相管理郡国的得力工具，同时刺史又要受到御史中丞的考课，如此互相防范与督察，帮助西汉王朝持久统治了一百多年。

学棣张琦费心检核史料，摘谬正误；孙梓辛君来信提供资料与论著，订正误解。

2017年12月14日将此文提交清华大学历史系第46次史学沙龙讨论，得到与会的孙梓辛、郭伟涛、祁萌、孟献志、刘力耘、王彬、吴天宇、李倚天、屈涛、石洋、方诚峰等先生的指正，会后王偲亦寄来意见，一并谨此致谢。

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不少修改意见，提示有关资料，一并致谢。

2017年10月初稿

12月修订

2018年9月再次修改

本文承阿部幸信兄推荐，请大原信正君译为日文，发表在《中央大学了ジ了史研究》第42号（2018年），

第1—43页；中文修订稿刊发在《中国中古史研究》第七卷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20年，第1—29页。

收入本书时略有补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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